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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也挺会穿衣服的

  • 发表日期:2017-02-03 14:40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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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服装服饰古人考古

      中国服饰研究,多,和具体问题差距大,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,所得知识实难全面。如宋人作《三礼图》,就是一个好例。但由于官刻影响大,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。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、玉、砖、石、木、漆、刻画一加比证,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,或值得重新着手。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、仪卫志、郊祀志、志,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,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者朝会、郊祀、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,记载虽若十分详尽,其实多辗转沿袭,未必见于实用。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,如《西京杂记》、《古今注》、《拾遗记》、《酉阳杂俎》、《炙毂子》、《事物纪原》、《清异录》、《云仙散录》等,又多近小说家言,或故神其说,或以意附会,即汉人叙汉事,唐人叙唐事,亦难于落实征信。墓葬中出土陶、土、木、石、铜诸人形俑,时代虽若十分明确,其实亦不尽然,真实性也只能相对而言。因社会习惯相承,经常有从角度出发,把前一王朝作为新王朝仆从差役事。因此新的探讨,似乎还值得多方面去求理解,才可望得到应有的新认识。

      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,有机会接触实物、图像、壁画、墓俑较多,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,因此试从常识出发,排比排比材料,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、综合分析的方法,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,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。但出土文物以千百万计,即和服饰有关部分,也宜以百十万计。遗物既分散国内外各地,个人接触究竟有限,试探性工作中,自难免顾此失彼,得失互见,十分显明。只是应用方法较实际,由此出发,日积月累,或许还是一条比较唯物实事求是的新。因此在本书付印之前,对于书中重点作些简要介绍,求教于学者专家。

      戴帽的商代男子()本书中商代部分,辑录了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着体型的商代人形,文字说明却较少。私意这些人形,不仅反映商王朝不同阶层,可能还包括有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,当时与商王朝对立各部族,如在西北的人方、鬼方,在东南的徐、淮夷,在西南的荆、楚及巴、濮各族人民形象。在铜、玉、陶、形中必兼而有之。特别是青铜兵器和其他器物上所反映形象,多来自异族劲敌,可能性更大。

      西周和东周,材料比较贫乏,似可作两种解释。一、为立国重农而比较节俭,前期大型墓葬即较少。而铜玉器物制度,且多沿袭商代式样。礼制用玉占主要地位,赏玩玉物却不多(近年在湖南、云南和其他地区出土大量商代玉器,和史称分纣之宝玉重器于诸有功国事之大臣情形或相关。说是商代逃奴隶主遗物,似值得商讨)。二、用土木俑制犹未形成。车乘重实用而少华靡,有一定制度。车上装饰物作铜人形象亦仅见。衣作矩式曲折而下、上承商代而下及战国,十分重要。另一铜簋下座两扇门间露出一个人像,虽具体而微仍极重要。据近年江南出土东周残匜细刻纹饰反映生活情形看来,制作也还简质。在同时青铜器物纹饰中为仅见。直到春秋战国,才成为一种常用主题装饰图案。

      信阳楚墓彩绘木俑春秋战国由于诸侯兼并,技术交流,周代往日“珠玉锦绣不鬻于市”的法规制度已被突破,珠玉锦绣已成为商品市场特别商品一部门,因之陈留襄邑彩锦,齐鲁细薄丝织品和彩绣,及金银镶嵌工艺,价值连城之珠玉,制作精美使用轻便之彩绘漆器,均逐一出现于诸侯聘问礼物中,或成为新兴市场特种商品。衣着服饰之文彩缤纷,灿烂,车乘装饰之华美,经常反映于诗歌文传记载中。又由于厚葬风气盛行,保存技术也得到高度进展。因之近年大量出土文物中,一一得到。三门峡虢墓出土物,和新郑出土物,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物,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物,辉县琉璃阁出土物,金村韩墓出土物……及近年湖北隋县曾侯墓出土物,中山王墓出土物,文物数量之多,制作之精美,无一不令人眼目一新,为前所未闻。特别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,运用各种不同器材,反映出人物生活形象之具体逼真,衣着服饰之多样化,更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不少。前人千言万语形容难以明确处,从新出土文物中,均可初步得到较正确理解。有的形象和史传诗文可以互证,居多且可充实文献所不足处。不过,图像反映虽多,材料既分散全国,有的又流传国外,这方面知识因之依然有一定局限性。丝绸锦绣,且因时间经过二十四五个世纪,物难于保存本来面目。但由于出土数量多,分布面积广,依旧可以证明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,还保存得上好于地下。今后随同生产建设,更新更多方面的发现,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综合各部门的发现加以分别研究,所得的知识,也必然将比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,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。“文物学”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科学,得到应有重视,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研究,为技术发展史、美术史、美学史、文化史提供丰富无可比拟的新原料。如善于应用,得到的新成就,是可以预料得到的。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,都没有条件保存得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!

      战国钟虡铜人近人喜说春秋战国是一个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”的时代。严格一点说来,目下治文史的,居多注重前面四个字,指的只是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而言。而对后面四个字,还缺少应有的关心,认识也就比较模糊。因为照习惯,对于百工艺业的成就,就兴趣不多。其实若不把这个时期物质文化成就各部门成就加以深入研究,并能会通运用,是不可能对于“百花齐放”真正有深刻体会的。因为就这个时代的应用工艺的任何一部门成就而言,就令人有目迷五色叹观止感!以衣着材料言,从图像方面还难得明确完整印象。但仅就近年出土中山王墓内青铜文物,和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棺椁器物彩漆文饰,和当时诗文辞赋形容衣饰之华美,与事实必相差不多。由春秋战国到秦统一,先后近三个世纪。由于时间、空间、族别、习惯不同,文献材料不足征。目下实物图像材料反映虽较具体,仍只能说是点点滴滴。但基本式样,也可说已能把握得住。如衣袍宽博属于社会上层;奴隶仆从,则短衣紧袖口具一般性,又或与历来说的胡服有些联系。比较可以肯定的,则花样百出不拘一格、式样突破礼制是特征。至于在采用同一形式加工于不同器物上,如金银错器反映生活文武男女有相近处。就我们目下知识,只能作如下推测:即这类器物同出于一个地区,当时系作为特种礼品或商品而分布各地,衣着反映因之近于一律,和真实情形必有一定差距。我们用它来说明,这是春秋战国时工艺品反映当时人事生活作为主题的新产品。同时也反映部分社会现实,似不会错误。若一律肯定为出土地社会生活,衣着亦即反映某地区人民衣着特征,还不够充分。

      秦代统一中国后,虽有“天下书同文车同轨”记载,至于这一历史时代的衣着,除了秦尚黑,囚徒衣赭,此外,我们却近于极端。直到近年,才仅从始皇陵前发现几件大型妇女坐俑,得知衣袖紧小,梳银锭式后垂发髻,和辉县出土战国小铜人实相近,与楚帛画妇女发髻亦相差不多。最重要的发现,是衣着多绕襟盘旋而下。反映于铜器平面图像上,虽不甚具体,反映于木陶彩俑、铜玉人形等立体材料上,则十分明确。腰带边沿彩织装饰物,花纹精致处,多超过我们想象。由比较得知,这种制度,一直相沿到汉代,且具。证明《方言》说的“绕衿谓之帬”的正确含义。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,对于“衿”字解释为“衣领”固不确,即解释为“衣襟”,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,亦始终难得其解。因为这种衣服,原来从大襟至胁间即向后旋绕而下。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,另一式则仍回绕向前,和古称“衣作绣,锦为缘”有密切联系。到马王堆西汉初期古墓大量实物和彩绘木俑出土,才深一层明白如此使用材料,实用价值比艺术效果占更重要意义。从大量图像比较,又才明白这种衣着剪裁方式,实由战国到两汉,结束于晋代。《东宫旧事》和墓葬中木简牍,都提到“单裙”、“复裙”。提到衣衫时,且常有某某衣及某某结缨字样。结缨即系衣时代替纽扣的带子,分段固定于襟下的。(衣裙分别存在,虽在近年琉璃河出一西汉雕玉舞女上,即反映分明,但直到东汉末三国时期才流行。图像则从《女史箴》临镜化妆部分进一步得到)。

      秦代出土人形,主要为战车和骑士,数量达八千余人。人物面目既高度写实,衣甲器物亦一切如真。唯战士头髻处理烦琐到无从设想。当时如何加工,又如何能持久保持原有状态?髻偏于一侧,有无等级区别,是一个无从索解的问题,实有待更新的发现。

      西汉印花敷彩纱袍湖南省博物馆藏两汉时间长,变化大,而史部书又特列舆服部门,冠绶二物且和官爵等第密切相关,记载十分详尽。但试和大量石刻彩绘校核,都不易符合。主要原因,文献记载中冠制,多朝会燕享、郊天祀地、高级者的礼仪上服用制度;而石刻反映,却多平时燕居生活和奴仆劳动情况。

      图1且东汉人叙西汉事已隔一层,组绶织作技术即因战乱而失传,悬重赏征求才告恢复,可知加工技术必相当复杂。近半个世纪以来,出土石刻彩绘图像虽多,有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,唯绶的制作,仍少具体知识。又如东汉石刻壁画的梁冠,照记载梁数和爵位密切相关,帝王必九梁。而石刻反映,则一般只一梁至三梁,也难和记载一一印证。且主要区别,西汉冠巾约发而不裹额。裹额之巾帻,东汉始出现。袍服东汉具有一定形制,西汉不甚严格统一。从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大量保存完整实物,更易明确问题。又帝王及其亲属,礼制中最重要的为东园秘器28种中的金银缕玉衣。照汉志记载,这种玉衣全部重叠如鱼鳞,足胫用长及尺许玉札缠裹。从近年较多出土实物看来,则均用长方玉片连缀而成,唯用大玉片做足底。王侯丧葬礼仪,史志正式记载,尚如此不易符合事实,其余难征信处可想而知。

      又汉代叔孙通虽订下车舆等级制度,由于商业发展,许多制度,早即为商人所,不受法律约束。正如贾谊说的帝王所衣黼绣,商人则用以被墙壁,童奴且穿丝履。

      从东汉社会上层看来,袍服转入制,似乎比西汉较统一。武氏石刻全部虽如用图案化加以表现,交代制度即相当具体。特别是象征官爵等级的绶,制度区别严格,由色彩、长短和绪头粗细区别官品地位。武氏石刻绶的形象及,反映得还是比较清楚。直到汉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帻,汉末也经过统一,不分,一律使用。到三国,则因军事原因,多用巾幍代替。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,主持军事将帅,如袁绍崔钧,亦均以幅巾为雅。诸葛亮亦有纶巾羽扇指挥战事,故事且流传千载。当时有折角巾、菱角巾、紫纶巾、白纶巾等等名目,张角起义则着黄巾。可知形状、材料、色彩,也必各有不同。风气且影响到晋南北朝。至于巾子式样,如不联系当时或稍后图像,则知识并不落实。其实,仿古弁形制如合掌的,似应为“帢”,如波浪皱褶的,应名为“幍”。时代稍后,或出于晋人戴逵作《列女仁智图》,及近年南京西善桥出土《竹林七贤图》,齐梁时人作《斫琴图》,均有较明确反映。

      图3至两晋衣着特征,男子在的,头上流行小冠子,实即平巾帻缩小,转回到“约发而不裹额”式样。一般平民侍仆,男的头上则为后部尖耸略偏一侧之“帩头”,到后转成尖顶毡帽。南北且有同一趋势。妇女则如干宝《晋纪》和《晋书·志》说的衣着上俭而下丰(即上短小,下宽大),髻用假发相衬,见时代特征。因发髻过大过重,不能常戴,平时必搁置架上。从墓俑反映,西晋作十字式,尚不过大。到东晋,则两鬓抱面,直到遮蔽眉额。到东晋末齐梁间改为急束其发上耸成双环,名“”,邓县出土南朝画像砖上所见妇女有典型性,显然受佛教影响。北方石刻作梁鸿孟光举案齐眉故事,天龙山石刻供养人,头上均有这种发式出现,且作种种不同发展。但北朝男子官服定型有异于南朝,则为在晋式小冠子外加一筒子式平顶漆纱笼冠。因此得知,《洛神赋图》产生时代,决不会早于元魏定都洛阳以前。历来相传为顾恺之笔,由服饰看来,时代即晚。

      图6谈唐代服饰的,因文献详明具体,材料又特别丰富,论述亦多。因此,本书只就前人所未及处,略加引申。一为从唐初李寿墓中出土物,伎乐石刻绘画,及《步辇图》中宫女看来,可得如下较新知识:初唐衣着还多沿隋代旧制,变化不大。而伎乐已分坐部和立部。二、由新疆近年出土墓俑,及长安新出唐永泰公主、懿德太子诸陵壁画所见,得知唐代“胡服”似可分前后两期,前期来自西域、高昌、龟兹,间接则出于波斯影响,特征为头戴浑脱帽,身穿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,条纹卷口裤,透空软底锦靴。出行骑马必着帷帽。和文献所称,盛行于开天间实早百十年。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所咏“时世装”形容,特征为蛮鬟椎髻,眉作八字低颦,脸敷黄粉,唇注乌膏,影响实出自吐蕃。图像反映有《宫乐图》、《倦绣图》均具代表性。实元和间产物。至于开元天宝间,则画迹甚多,和胡服关系不大。叙发展谈衍变,影响后世较大,特别值得一提的,即帷帽。历来相传出于北齐“”,或称“罗”,以为原遮蔽,至今无图像可证。帷帽废除于开元天宝间,是事实亦不尽合事实,因为宫廷贵族虽已废除,以后还流行于民间,宋元画迹中均可发现。在社会上层,也还留下部分痕迹,即在额前露出一小方马尾罗,名“透额罗”。反映于图像中,只敦煌开元间《乐廷瓌夫人行香图》中进香青年眷属或侍女三人额间,尚可明白和式样。透额罗虽后世无闻,但转至宋代则成为渔婆勒子、帽勒,且盛行于明清。帷帽上层妇女虽不使用,代替它的是在头顶上披一薄纱,称“盖头”。宋代用紫罗,称“紫罗盖头”。反映于北宋上层妇女头上,《花竹仕女图》有代表性。反映于农村妇女,则南宋名画家李嵩《货郎图》中几个农村妇女头上,均罩有同式薄质纱罗。就一般说,既有装饰美观作用,亦有实用价值,才因此继续使用。

      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局部妇女花冠起源于唐代,盛行于宋代。名称虽同,着法式样迥异。唐代花冠如一顶帽子套在头上,直到发际。《宫乐图》、《倦绣图》反映都极具体。至于宋代花冠,则系用罗帛仿照真花做成。宋人尚高髻,向上直耸高及三尺,以至朝廷在皇佑中不得不用法律。原因是当时花冠多仿拟真花。宋代尚牡丹芍药,据《洛阳花木记》记载,由于栽培,花朵重台有高及二尺的,称“重楼子”,在瓷州窑墨绘瓷枕上即常有反映。此外,《洛阳花木记》、《牡丹谱》、《芍药谱》称“楼子”、“冠子”的多不胜数。宋人作《花竹仕女图》中所见,应即重楼子花冠。且由此得知,至于《簪花仕女图》,从人形衣着言,原稿必成于开元天宝间,即在蓬松发际加一点翠金步摇钗,实纯粹当时标准式样。如再加一像生花朵,则近于“画蛇添足”、不伦不类矣。这种插戴在唐代为稀有少见,在宋则近一般性。宋代遇喜庆大典,佳节良辰,帝王出行,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。帝王本人亦不例外。花朵式样和使用材料,均有记载,区别明确。图像反映,更可相互取证。又唐代官服彩绫花纹分六种。除“地黄交枝”属植物,其余均为鸟类衔花,在铜镜和带板上,均有形象可证,唯图像和实物却少,是一待解决问题。

      图8宋人衣着特别值得一提的,即除妇女高髻大梳见时代特征,还有北宋一时曾流行来自契丹上部着宋式对襟加领抹(花边)旋袄,下身不着裙只着长筒袜裤的“吊墩服”,即后来的“解马装”,影响流行于社会上层,至用严格法律。但伎乐人衣着,照例不受,所以在杂剧人图画中,还经常可见到这种外来衣着形象。男子朝服大袖宽衫,官服仍流行唐式圆领服制度,和唐式截然不同处,为圆领内必加衬领。起于五代,敦煌壁画反映明确。而宋人侍仆和子侄晚辈,闲散无事时,必“叉手示敬”。在近年大量出土壁画上所见,及辽、金墓壁画上的南官及汉人部从,亦无例外,随处可以发现这种示敬形象。宋元间刻的《事林广记》中,且用图说加以解释。试从制度出发,即可发现有些名画的产生年代,或值得重新研究。例如韩滉《文苑图》,或应成于宋代画家之手,问题即在圆领服出现衬领,不可能早于五代十国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其中叉手示敬的人且兼及一,也必成于南唐降宋以后,却早于淳化二年以前。画中人多服绿。《宋大诏令集》中曾载有淳化二年诏令,提及“南唐降官一律服绿,今可照原官服朱紫”。可知《夜宴图》产生时代必在南唐倾覆以后,太淳化二年以前。尚有传为李煜与周文矩合作的《重屏会棋图》,内中一披发画童,亦不忘叉手示敬。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,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,流传有绪,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,当然未可厚非。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。阎立本作《萧翼赚兰亭图》,人无间言,殊不知图中烧茶部分,有一荷叶形小小茶叶罐盖,只宋元银瓷器上常见,哪会出现于唐初?古人说“谈言微中,或可以排难解纷”。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,或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,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,或当有待于他日。

      图9元蒙王朝,不足一世纪,影响世界却极大。大事情专门著作多,而本书却在范围内的小事,为前人所忽略,或史志不具备部分,提出些问题,试作些叙述解释。一如理发的歌诀。二如元代男女贵族衣上多着四合如意云肩,每年集中殿廷上万人举行“只孙宴”制作精丽只孙服上的云肩式样。三如全国大量织造纳石失织金锦,是否已完全失传。四如女人头上的罟罟(姑姑)冠应用情况等等进行些比较探讨。是否能够得到些新知?

      图12至于明清二代,时间过近,材料过多,因此只能就一时一地引用部分图像材料结合部分朝野杂记,试作说明。又由于个人对丝绸锦绣略有常识,因此,每一段落必就这一历史时期的纺织品辉煌成就也略作介绍。唯实物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以十万计,书中举例则不过手边所有劫余点滴残物,略见一斑而已。

      图14总的说来,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,由于具体时间不及一年,只是由个人认识角度出发,据实物图像为主,试用不同方式,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。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,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。给人印象,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,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。并且这只是从客观材料出发工作一次开端,可能成为一种良好的开端,也可能还得改变方法另辟蹊径,才可望取得应有的进展,工作方法和结论,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。

      好在国内对服装问题,正有许多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工作,且各有显著成就。有的专从文献着手,具有无比丰富知识,有的又专从图像出发,作的十分仔细。据个人私见,这部门工作,实值得有更多专家学者来从事,万壑争流,齐头并进,必然会取得“百花齐放”的崭新纪录突破。至于我个人进行的工作,可能达到的目标,始终不会超过一个探打前站小卒所能完成的任务,是预料得到的。

      注:图1—图14选自美籍亚裔插画师NancyDuong绘制中国历代妇女服饰

      来源:楚尘文化作者:沈从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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